她说：“我们在吉隆坡走动，他常常会问很多问题。我感觉到，这七年来，他被愚化了，变得落后，与外在先进的世界隔绝。他也变成疏于思考的人，我要再训练他。”

她以“智慧通”（Smart Tag）一事为例，玛沙看到放在车上的“智慧通”，便询问此卡如何运作，他更将智慧卡拔出检查，令她为之气结。

在扣留营只吃小鱼 菜市见鱼兴奋莫名

诺莱拉叙述，玛沙回家与家人展开新生活期间发生了许多趣事，但想深一层，却叫人感到心酸。

“有一次，我们去商场买蔬菜鱼肉，玛沙看到鱼，便喊：‘鱼嘢！’我走去看，发现那条鱼没什么大不了。原来他在扣留营中吃的鱼都很小，已很久没看过大鱼，我们后来买了那条鱼，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煮（笑）。”

诺莱拉也说，他们去商场购物时，玛沙感觉到迎面而来的人都要撞上他了。但其实大家只是在走自己的路。

又有一次，两人去买炸鸡，诺莱拉（左图）说：“我其实不应该问他的意见，但是为了照顾他的心情，我便问他要买多少。他坚持说买一桶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我告诉他，家人这么多肯定不够。我们就在柜台前争执起来。最后我付钱了。然后，去到兄弟的家，还真的发现不够（笑）。”

此外，玛沙在对电脑和键盘久了会感到头晕，她说：“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国家，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果他是已定罪的犯人我倒没话说，但他是未经审讯被扣留的。”

“我要诅咒那些坏的政治部官员，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藉口。他们都是懦夫！他们不尊重宪法和法治。尽管玛沙已获释，但是（废除内安法令的）斗争仍得继续。”

诺莱拉说，她和玛莎育有一名孩子，“只要《内安法令》存在一天，我们仍受到钳制。我们仍活在《内安法令》之中。我感觉玛沙是从扣留营直接抛回到我家门前。”

在一旁安静聆听妻子说话的玛沙也腼腆地坐着，他接着说：“在过去七年来，我只有两件衣服而已。”

他也透露，自己在营内无所事事，就算是开斋节渐近，他并未感到佳节气氛，营内的生活依然如故，“我就跟猫玩”。

孩子称他“那个人”玛沙需适应家庭生活

诺莱拉也透露，由于阔别家里七年，玛沙需要重新适应家庭生活，就连她，也得适应丈夫跟着他进房间的情况，“七年来，我都是一个人睡的”。

重新与家里的生活接轨，对玛沙来说并不容易，特别是与孩子苏海之间的关系尚在起步。诺莱拉说：“有时候他要指点孩子时，心理又感到忐忑不安。好像苏海要去吉隆坡买东西，他跟我说：‘妈（umi），跟那个人说，我今天去吉隆坡买点东西’，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情感，相处时融洽，但仍未有关爱。”

诺莱拉也笑说，有时候苏海要跟父亲说话时，都不会直接望向他，而是望着她。有一次，苏海嘟着嘴，指向玛沙的方向，以食指，指着自己的脑袋问她：“那个人脑袋有没有问题？”

诺莱拉观察到两父子开始交谈，专访当天玛沙也送苏海到学校上学，诺莱拉欣慰两人开始慢慢有所交流。苏海在八岁半时父亲就遭逮捕，其人生一半的时间父亲都缺席了。不过，现在“苏海比较有笑容了”。

诺莱拉说，今年对她来说最好的事就是无需去扣留营过节。因为往常都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抵达扣留营，若迟到，有时营方会刁难，不让她跟孩子进入探访，心理倍感压力。

尽管玛沙今年能在开斋节之前与家人团圆，但是面对限制居留的他，仍无法拜祭父母亲的墓。

营地光线导致视觉问题 医药费用全由家人买单

回忆过去七年的生活，诺莱拉有满腹说不尽的故事。

由于玛沙在单独囚禁的营方内并没有灯光，因此他入夜后便不能阅读。由于营内光线不足，他的视觉开始出现问题，必须经常换眼镜。

除此之外，玛沙治疗牙齿和脚疾等，都得由家人买单；诺莱拉说：“我跟政治部说，你们把我的丈夫关起来，他在营内‘坏’（buruk）了，我就需要买单。”

诺莱拉也举了其他例子，每次前往扣留营探访时，她不但要点食物给玛沙吃，更要点多一些给营房内其他扣留者。此外，每个月还要给玛沙零用钱，以便他可以通过营房，买一些日常用品。

每次探访的车费、购买食物等花费都得由家人承担。诺莱拉原本是个英语教师，但是自从玛沙遭逮捕后，从事自由工作，生计方面颇为辛苦，所幸的是，有一群朋友随时给予她精神和金钱上的资助。

诺莱拉七年斗争不易 劝服回教党反内安法

诺莱拉参与反对《内安法令》斗争这些年，面对了重重困难。她透露，在斗争早期，大约2004年，由于世界反对回教极端恐怖分子热潮正炽，回教党为了划清界限，而没有直接参与废除内安法令斗争。

诺莱拉阅读资料后发现，马来人一直被灌输《内安法令》是用来对付马来亚共产党而设，她说：“那是一个迷思......这是巫统，一小撮领袖，用来确保他们的政治生存的工具。”

她也强调，此法自1960年制定以来，共扣留过1万7000人，这些人不分种族、宗教，也包括各阶层人士，如园丘工人、胶工等。

由于该法允许国阵政府未经审讯扣留人民，她认为，若一名回教徒对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坐视不理，是一种罪孽。经他们游说后，回教党终于将反对《内安法令》列入他们的议程之中。

玛沙和诺莱拉在受询时都曾表示，脑海中确实曾想过要放弃斗争。玛沙说，他只是想而已，不敢对妻子说；诺莱拉则笑言，若玛沙真的要放弃斗争，那她就不再到营内探访他。

不过，在营内的玛沙曾担心诺莱拉就此离他而去，两人透露，一些政治部官员会设法离间夫妇之间的情感，有些夫妻就这样离异。

玛沙说：“若妻子在外没有给予强大的支持，真的很容易动摇。一些起初在营内可以一起搞绝食运动的战友，后来就动摇了。”

诺莱拉说：“我也曾经想过要放弃。但是也只是脑海闪过而已，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当我感到挫败时，我就跟废除内安法令联盟的朋友哭诉我的心情，他们就告诉我，我所经历的事情，就跟其他女性如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所经历过的不公义一样，这是我需要付出的代价。”

“朋友们的话和陪伴鼓舞了我。当我没有钱时，他们也会帮我想办法。”

丈夫变了... 妻子也变了

玛沙认为，阔别七年的妻子，已变得不一样，“以前她多数都在家里和去学校；现在虽然她也在家里，但是活动已不同。她常常会接到很多电话。以前她比较文静，现在就比较懂得对外发言。”

他也觉得，两人现在相处的时间多了，诺莱拉更爱他。在访谈之中，两人不时说笑，诺莱拉也撒娇地要玛沙遵守两人继续参与反《内安法令》斗争的承诺。

对于玛沙获释，诺莱拉感谢真主以及所有曾参与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的人，并指这是他们一家欲与全国人民共享的喜悦。

玛沙表示，在过去七年来，他对政府有怨，也有恨，也想到要如何报复。

诺莱拉直言，他们正考虑是否采取法律行动，起诉马来西亚政府，一来是为自己的丈夫洗脱名声，否则玛沙永远背负着恐怖分子的罪名；二来这也是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的其中一项努力。

** 曾薛霏Malaysiakini

Out of my expectation though, I was shocked by the news.

Dear folks, there seems no end to the bad news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worse and saddest. What a shock to all who loved her films and her ads for Petronas.

I have known Yasmin a long time, at least 20 years. I wouldn't say we were friends but we knew each other and certainly have many friends in common. Occasionally we have had disagreements but talent is talent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Yasmin had oodles of that. Even though some said she could be too soppy, she did have a way of capturing the right note to touch our hearts.

This Petronas ad, the Love of Tan Hong Ming, is one of my favourites.

Perhaps one thing few people knew about Yasmin is that she was also a talented singer and pianist. Long long ago we used to listen to her sing jazzy numbers in that warm sultry voice of hers.

Now she is no more. Most Malaysians I am sure send their condolences to her family and wish that she may rest in peac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truly low creatures at that despicable rag called Kosmo who are determined to defame her and her legacy. The family is devastated. Yasmin has hardly been buried and Kosmo has already started to publish all sorts of trash about her. To what end, except to sell their rag and make their readers even more stupid. Instead of honouring someone who has believed so much in what Malaysia and Malaysians can be, Kosmo has chosen instead to sully her reputation. Is there no decency among the editors and reporters there?

If you are equally disgusted by Kosmo, please protest and call for a boycott of them. Is this how we remember those who have served their country well? Is this OneMalaysia?

**By Marina Mahathir (http://www.rantingsbymm.blogspot.com/)

曾经当过蓝调歌手和钢琴手
1958年7月1日在麻坡出生的雅丝敏，是个爱家的巨蟹座。她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双主修政治和心理。毕业后，曾经在银行实习两星期。尔后，到了IBM当营业代表时，她晚上还兼职当蓝调歌手和钢琴手。雅丝敏在1993年加入李奥贝纳（Leo Burnett）广告公司，当了20几年商业广告导演，生前是该公司的创意总监。

雅丝敏最为人知的广告作品是帮国油拍摄，以族群和谐为主题的佳节广告。她在2007年为国油拍摄的《陈宏明》电视广告，摘下康城金狮奖，成为首位得奖的大马人。近两年来，夺得的国际和国内广告大奖，包括2008年安迪国际奖最佳导演及公共服务金奖。

雅丝敏会开始拍电影是因为父母。那时一大班广告导演到她家做客，通常的场景是这样的，她那原本是作家后来是大学教授的日本混血妈妈会摆出一桌子好菜，而爸爸则在一旁弹钢琴。在笑闹间，雅丝敏问大家，我来帮爸妈拍电影好不好？大伙都异口同声，大声说好。所以在2003年，雅丝敏交出了以父母故事为蓝本的电影《爱到眼茫茫》（Rabun）。

拍电影只有很傻的理由
有一次访问中，她这样形容自己的父母：“原本我以为我父母在亚洲算是比较怪异一点，就是很喜欢大声说爱那种，不过后来意大利策展人和我说，他们的疯狂可以算是世界级的。都已经70几岁了还天天一起洗澡，在里面吵个不停，又叫又闹，不然就是在房子里面一个追着一个跑。”

“我爸看完我的第一部电影，血糖就降低了。另一次我带我妈去意大利影展看我的片，她原本肿大的心脏就回复正常，拍电影只有很傻的理由。如果我会盖房子，我就盖房子给他们；如果我会做飞机，我就做飞机给他们，可是我只会拍电影。”

一个马来西亚的实践者
许多华裔对雅丝敏的认识，始于2004年的《单眼皮》（Sepet），这部电影国内外获奖无数，包括2005年法国Creteil国际女性电影节最高荣誉的评审团大奖。

从2003年开始，雅丝敏固定每年都交出一部作品，她的作品特色是以英文、广东话、国语、福建话、淡米尔文等交织使用，展现我国多元种族的特色。她勇于拍摄突破族群和宗教禁忌的课题，藉此检讨不同文化对爱情及宗教宽容的冲击。

雅丝敏曾经说过：“我一直认为，唯有各族团结，大马才会更美好。不管是我拍的电影或者广告，都反映这个讯息。”

而在现实生活中，雅丝敏也很早就体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实际精神，她在电影圈的好朋友包括何宇恒、阿米尔(Amir Muhammad)等人。

雅丝敏经历两段婚姻，前夫是印度人，现任丈夫为华裔。她常常强调，现任丈夫陈耀良是她的伯乐，并常笑言自己是“陈太太”。

在大马电影史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上周四，雅丝敏在雪兰莪万达镇的第3电视总部开会，提呈其新电影拍摄计划书时，突然一度昏倒而被紧急送院。她入院后，马上进入加护病房进行脑部手术，但是在手术后，依然昏迷不醒，并于昨晚（7月25日）11点25分，因中风脑出血，在白沙罗专科医院呼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在人世寄居的51个年头。

虽然雅丝敏离开了大家，但是在大家的心里，雅丝敏和她的电影，都是我们心中历久常新的画面。感谢雅丝敏！

**作者：陈锐嫔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T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protes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Jew.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

I'm shocked to read about the death of Teo Beng Hock today, what kind of country we are living in? what sort of government that leading this country? I am devastated.

在斯里兰卡，除了军队和新闻业，再没有别的职业需要它的从业者以生命为代价。在过去的几年中，独立媒体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电子媒体和出版机构遭到焚毁、轰炸、关闭和恐吓。不计其数的记者受到骚扰、威胁和杀害。作为这些记者中的一员是我的荣幸，尤其是现在作为一名被杀害的记者更是我的荣幸。

我从事新闻业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事实上2009年将会是《星期日导报》（Sunday Leader）的第十五个年头。斯里兰卡在这十五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不用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变化很大一部分是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这样一场内战中，它的主导者不仅无情，而且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嗜血性。恐怖，无论是由恐怖分子还是由政府所引起的，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谋杀已经变成了政府控制自由组织的主要工具。今天是记者们遭到杀害，明天就将会是法官们，因为这两个集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处险境。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些事呢，我经常这样自问。毕竟，我也是一个丈夫，是三个可爱孩子的父亲。我也有超越自身职业的更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不管是法律还是新闻业。这样的冒险值得么?许多人告诉我这不值得。朋友们让我回到法律界，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工作会不会提供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生活。

其他人，包括对峙两方的政治领导人，都多次想劝诱我从政，甚至让我选择一个部担任部长。意识到记者在斯里兰卡的危险处境的外交官们，也多次向我提供安全到国外的机会和到他们国家定居的权利。

不管我缺少什么，我从来都不缺少选择的机会。

但是在权势、名誉、财富和安全之上，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那就是良知的召唤。

良知的召唤

《星期日导报》一直以来都是一份倍受争议的报纸，因为我们将所看到的真实地报道出来，无论涉及的是一个黑人，一个小偷抑或是一个杀人犯，我们从不避讳。我们亦不会躲藏在温和委婉的语言下以求自保。我们刊发的调查报告都有证据，多亏了那些有公众意识的国民愿意冒巨大的危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资料。15年来我们揭露了一个又一个丑闻，从没有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因这些文章而被成功控诉过。

在自由媒体这面镜子中公众可以看到社会的本来面目，没有睫毛膏也没有发胶。从我们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家政府的状况，尤其是了解那些你本着让我们的孩子有个更美好的未来而选举出来的人们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有些时候你在镜子中所看到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是当你私下坐在你的扶手椅上抱怨不断时，为你支撑起这面镜子的记者们却是在公开指责这些状况，这也使他们处在极大的危险中。但这就是我们的召唤，我们从不逃避。

每个报纸都有其视角，我们并不隐瞒这一点，我们也有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目标是使斯里兰卡成为透明的、政教分离的、自由的民主国家。思考一下这些词汇，它们都有深刻的内涵。透明是因为政府必须公开地对人民负责，绝不能滥用人民的信任。政教分离是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里，政教分离是我们能够团结起来的唯一共同基础。自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所有人都生而不同，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本来的面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变他们。民主……，如果你还需要我说明为什么民主重要，那你最好别买这张报纸。

《星期日导报》从来不会为了自身的安危不分是非地去附和宣传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直面多数人的观点，这是销售报纸的方法。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许多观点足以证明，我们总是说出一些令大多数人觉得反感的想法。例如我们一直在支持这样的观点：虽然根除分裂恐怖主义是必须的，但是更重要地是寻找恐怖主义的根源并且督促政府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而非通过恐怖主义的望远镜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谴责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施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也毫不隐瞒我们的恐惧——斯里兰卡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性轰炸其国民的国家。由于这些观点，我们被称为叛国者。如果这就是背叛的话，我们会很自豪地接受这个称谓。

许多人怀疑《星期日导报》有其政治背景，不，它没有。如果我们对政府的批评更胜于它的反对者，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请原谅我借用一下板球用语——向场外击球没有意义。请记住，我们在联合民族党（UNP）当政的几年里一直是它身上最大的一根刺，只要我们发现它的越轨行径和腐败我们就揭露。事实上，我们持续不懈的使之难堪的揭露大概加速了那个政权的垮台。

我们厌恶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猛虎组织。淡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是世界上最无情最嗜血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必须要被消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了消灭这个组织而去侵犯淡米尔民众的权利，对他们进行无情地轰炸和杀害，那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僧伽罗人的耻辱。僧伽罗人宣称自己是佛法守护者的言论将会因这种野蛮的行径而受到永久的质疑——大部分的野蛮行动因为严格的审查制度而为公众所不知。

更加糟糕的是，对国家北部和东部的军事统治将会使那些地区淡米尔人觉得自己永远是被剥夺了自尊的二等公民。不要以为你可以通过战后给予大量“发展”和“重建”来安抚他们。战争的伤痛将会永远铭记在他们心中，而你也将会面对更加充满痛苦和仇恨的移居浪潮。一个本来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问题就这样变成一个不断溃烂的伤口，致使产生永久的冲突。如果我看起来既愤怒又沮丧，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大部分同胞们——还有所有的政府官员——对此熟视无睹。

如果我被杀，那就是政府杀害了我

众所周知，我曾两度遭到野蛮的袭击，还有一次我的住所遭受了机关枪的扫射。除了政府虚伪的保证外，从来没有一个认真的警察调查过策划这些袭击的犯罪者，而且袭击者也从来没有被拘留过。所有这些袭击，我都有理由相信是由政府鼓动的。如果我最后被杀，那就是政府杀害了我。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多数公众并不知道——马欣达（注：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和我是认识时间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朋友。事实上，我猜测我是少数几个对他仍然直呼其名，并且在同他说话时用熟人间常用的僧伽罗问候语“oya”的人之一。尽管我不参加他定期为报社编辑举行的会议，但是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见面，深夜在总统府，就我们两个或者和几个亲密朋友。我们交流见闻、谈论政治和过去的美好时光，因此我要在这里对他说几句。

马欣达，当你通过不懈的努力在2005年终于成为斯里兰卡自由党总统提名候选人时，我们的报纸对你是再欢迎不过的。事实上，我们为了你打破了十多年来的传统，在提到你时直接以你的名字来称呼。当时你对人权和自由的承诺是如此闻名，以至我们把你当作是政坛上的一股新鲜空气来介绍给民众。

之后你愚蠢地涉入到海啸救济金的丑闻中。在经过深思之后我们决定如实报道并敦促你返还那些资金。几个星期之后你的确返还了资金，你的名誉却因此大受打击。事件影响之深远，使你在今日仍试图弥补它给你带来的耻辱。

你曾经亲口告诉我你并不贪婪总统的职位。你不必热切地去追求它，是它选择了你。你曾经告诉我，你的儿子们是你的骄傲，你愿意多花点时间和他们呆在一起，而把管理政府的工作交给你的同胞。现在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政府的工作是多么的仅仅有条，以至于我的儿子和女儿没有了父亲。

在我的哀悼会上，你一定会如往常一样发表虚伪的讲话，号召警察采取迅速的行动对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就像你之前命令的所有调查一样，这个调查最后也会毫无结果。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是谁在幕后策划了我的死亡，却不敢说出他的名字。不仅是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也一样由它决定。

可悲的是，你年轻时代对我们的国家的所有梦想在短短三年里被粉碎了。你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践踏人权、纵容肆意的腐化并挥霍公众的金钱，比历届前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的行为的确就像在玩具店里没人管的小孩子。这个比喻也许并不贴切，因为没有哪个小孩子能够像你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制造这么多的流血，或者像你那样践踏公民的权利。尽管你现在沉醉于权力之中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你将后悔让你的儿子们继承如此多的血债。这么做只会带来悲剧。至于我，我清楚地知道我将坦诚地面对造物主。我希望你的大限到来时你也能这么做。

对我而言，我对自己从来没有向任何权势低头感到满足。而且我并不是独自一人走在这样的路上。与我的同行的记者们和我一道走在这艰险的路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失去生命，就是被毫无理由地投入了监狱，或被迫远走他乡。剩下的人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你曾经付出巨大努力去争取自由，现在你执政了，却给自由撒上死亡的阴影。你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在你当政时遭到了暗杀。我知道你一定处于极度的痛苦中，我也知道你不得不保护杀害我的凶手：你会确保罪犯决不会被起诉。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为你遗憾，希兰迪下次去告解的时候将长跪不起，因为她不仅要告解自己的罪孽，还要告解她那个使你得以维持权力的大家族的罪孽。

我的生命是注定要被夺去的
对于《星期日导报》的读者们，我别无他言，只能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采纳与大部分人不同的方式，保护那些太脆弱而无法捍卫自己的人们；我们与那些被权势蒙蔽了双眼、忘却了根源的高官们进行激烈的辩论；我们揭发腐败和滥用你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税费的行为；同时我们保证不管大部分的媒体是如何宣传的，你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家庭为此付出了我知道终有一天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准备好了——一直以来都是——去面对它。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没有安全或是预防措施。因为我要让杀害我的凶手知道我不是像他一样的懦夫，躲藏在人群中却使数以千计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在这么多人中我算得了什么呢。我的生命是注定要被夺去的、而且也命定了被谁夺去。唯一不明确的就是何时。

而《星期日导报》也注定会继续这场正义的战斗，因为我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导报》停刊之前，我们之中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将会被杀害。我希望对我的暗杀不会被视为专政对自由的胜利，而会被视为对活着的人做出更大努力争取自由的激励。事实上，我希望它能有益于激起人们心中对自由人权的向往，让它在我们的国土上开花结果。我同样也希望我的死亡能够让总统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有多少人在爱国主义的借口下被屠杀，人类的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绝不会灭绝，它会经受磨难而走向繁茂。所有拉贾帕克萨联合起来也无法压制它。

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还告诉我，我迟早会被杀害。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勇敢地说出来，就再不会有人为少数民族，为残疾人，为罪犯，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呼吁了。支撑我整个职业生涯的是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的故事。在年轻时，他曾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但当纳粹党在德国当政后，他看清了纳粹的真面目。希特勒不仅要消灭犹太人，他要消灭所有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尼莫拉大声疾呼，也因此在1937到1945年间一直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的集中营里，还差一点被处决了。他在被囚期间写了一首诗，我自从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它后就再也无法忘记。

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选择沉默。
然后，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选择沉默。
再然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所以我仍然选择沉默。
最后，他们奔向我，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

要是你不记得，请记住这个：不管你是锡兰人、是淡米尔人、是穆斯林、是低等种姓、是同性恋者、是持异议者或者是残疾人，《星期日导报》都是你坚定的支持者。《导报》的员工们会继续战斗下去，以你所熟悉的《导报》记者的勇气，不屈身于权势，继续战斗下去。不要把承诺当作是理所应当的。让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无论记者们作了什么样的牺牲，他们不是为了自身的丰富和荣耀：而是为了你们。而你们是否值得他们的牺牲就另当别论了。至于我，上帝知道，我已经尽力了。

** 拉善塔（Lasantha Wickrematunge）是斯里兰卡《星期日导报》的创办人之一，于2009月8日在科伦坡因遭暗杀袭击而身亡。本文是他遇害前所写的遗言式社论，在他遇害三天后（2009年1月11日）发表。教科文组织今天将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奖”追授给他。

Article from Merdekareview.com

On the morning that Abdul Razak Baginda was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tantuya murder, h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sms from Najib :

“I am seeing IGP at 11am today. matter will be solved.  be cool.”

The fact of this sms was disclosed by private investigator Balasubramaniam in his first statutory declaration in July last year and  has never been denied by either Razak Baginda or Najib.

Meanwhile, though, PI Bala has disappeared.

How did Najib intend to solve the matter?

Najib has never said anything until now.

On the morning of 16th November, 2006, when Razak Baginda was due to be charg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urder of Altantuya, Najib sent the following sms to lawyer Mohd Shafee Abdullah :

“Pls do not say anything to the press today. i will explain later. RB will have to face a tentative charge but all is not lost”

On 31st October, 2008, Razak Baginda, without being called to enter his defence, was acquitted of the charge, referred to by Dato Seri Najib as “tentative”, of abetting in the murder of Altantuya. At the time, lead prosecutor DPP Tun Majid Tun Hamzah intimated that the acquittal might be appealed, saying, “We will consider appealing the decision. The battle is not over yet”.

14 days later, the same DPP confirmed that the acquittal would not be appealed.

Is this what Najib meant by ‘tentative charge’? By ‘all is not lost’?

Najib has not said anything until now.

On 29th June, 2007, in the course of the Altantuya murder trial, Mongolian national, Burmaa Oyunchimeg, a prosecution witness, testified that she had seen a photograph of the victim, Razak Baginda and a government official. Newspaper reports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both the prosecution and some of the defence counsels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try and not allow this witness to continue with this line of testimony. However, when she was examined by Mr. Karpal Singh, who finally managed to get leave to ask the witness who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was, she replied, “Najib Razak. I remember the name Najib Razak because the name Razak is the same. I thought maybe they were brothers.”

Subsequently, when Najib was asked to comment on this evidence, he declined to do so,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for him to comment further as any statement he made might be deemed to be on a matter sub-judice, given that the trial was still ongoing.

To this date, Najib has never categorically denied this piece of evidence and no effort has been made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is piece of information.

This man now hopes to run our country from as early as 1st April, 2009.

If indeed he does ascend to the office of PM, and proceeds to run our country with an iron fist such like we’ve never seen before, continues to divide the people so that he and his cronies can continue to plunder the nation’s wealth and silence legitimate dissent by despatching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to Kamunting, and your children should some day ask you if there was nothing you could do to prevent all this, how will you reply?

I know I will look mine in the eyes and,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say, ‘I tried’.

Can you do the same?

Well and good if Pak Lah refuses to step down and make way for Najib.

What, though, if Pak Lah does step down once Najib is confirmed as the president of UMNO Baru?

People expect that Najib will make a bee line to the King’s palace on 1st April, 2009 or soonest possible after Pak Lah has stepped down as PM, with a view to inform His Majesty that he commands the confiden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Dewan Rakyat and, consequently, he be made PM.

If like me, you do not wish to see Najib as PM of this country, you’ve got under a month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to stop him.

If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why not sign this PETITION.

It beats doing nothing.

**Article by Haris Ibra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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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现在希望从2009年4月1日开始管制我们的国家。如果他真的当上首相，继续分化人民，以便他和他的朋党继续抢夺国家的财富，并企图以甘文丁扣留营合法地使人民噤声。你的孩子可能会在某一天问你，有什么办法阻止此事发生，你会怎么回应？我知道我会看着我孩子的眼睛，问心无愧地告诉他‘我尝试过了’。你可以这么做吗？”

- 以上这段文字，不知你读后有何观感？我读后只觉得鸡皮疙瘩冒起，双目湿润。是的，至少我曾经努力制止过。